夜书所见中书是什么意思(镜天无一毫什么意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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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5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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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夜书所见中书是什么意思,镜天无一毫什么意思?
意思: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,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。
出处:《长安秋望》是唐代文学家杜牧所作。这是一曲高秋的赞歌。题为“长安秋望”,重点却并不在最后的那个“望”字,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。“秋”的风貌才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。
原文:
楼倚霜树外,镜天无一毫。
南山与秋色,气势两相高。
译文:
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,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。
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秋色,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。
扩展资料
创作背景:此诗作年难确定,以大中四年(850)杜牧在长安,且多咏长安景色,故应是诗人晚年居住在长安所作。大中四年(850年),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。
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,连上三启,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。但是也有人认为,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,而是不满意朝政,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。
首句点出“望”的立足点。“楼倚霜树外”的“倚”,是倚立的意思,重在强调自己所登的高楼巍然屹立的姿态;“外”,是“上”的意思。
秋天经霜后的树,多半木叶黄落,越发显出它的高耸挺拔,而楼又高出霜树之上,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,方能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局,充分领略它的高远澄洁之美。所以这一句实际上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基础,没有它,也就没有“望”中所见的一切。
次句写望中所见的天宇。“镜天无一毫”,是说天空明净澄洁得象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,没有一丝阴翳云彩。这正是秋日天宇的典型特征。这种澄洁明净到近乎虚空的天色,又进一步表现了秋空的高远寥廓,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当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。
“南山与秋色,气势两相高。”第三句转笔写到远望中的终南山。将它和“秋色”相比,说远望中的南山,它那峻拔入云的气势,象是要和高远无际的秋色一赛高低。
这首诗的好处,还在于它在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。它更接近于写意画。高远、寥廓、明净的秋色,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。
特别是诗的末句,赋予南山与秋色一种峻拔向上的动态,这就更鲜明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气质,也使全诗在跃动的气势中结束,留下了充分的想象余地。
作者简介:杜牧,唐代诗人。字牧之,京兆万年(今陕西西安)人,宰相杜佑之孙。公元828年(大和二年)进士,授宏文馆校书郎。多年在外地任幕僚,后历任监察御史,黄州、池州、睦州刺史等职,后入为司勋员外郎,官终中书舍人。
以济世之才自负。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。写景抒情的小诗,多清丽生动。以七言绝句著称。人谓之小杜,和李商隐合称“小李杜”,以别于李白与杜甫。有《樊川文集》二十卷传世,《全唐诗》收其诗八卷。
2. 但是似乎无法用文字来解释清楚?
感谢邀请,荣幸之至![握手]
关于杜甫的这首《春望》,大家耳熟能详,世人传颂。各种评论,各种解释鉴赏,更是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!但是纵览种种,却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,既“伤感”和“感叹”!
伤感者:一是伤国破,战火纷飞,时局动荡,变幻无常,城头变幻大王旗。二是伤家亡,百姓离乡背井,流离失所,家书抵万金。
感叹者: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;叹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。
以上见解,从诗面而言,无可非议。可是,作为一代宗师的诗圣杜甫,写作此诗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伤感、为了感慨吗?不然,本人认为别有深刻含意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!
该诗的标题是《春望》,
望字有两解:一是看望、望见,诗人写出了当时看见的生活现象;二是希望、愿望、盼望和渴望,希望动荡不定的时局早日平息,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快快到来!这才是本诗的核,本诗的魂之所在。正如诗圣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书,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诗人在此只是伤感吗?不是,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这才是一代宗师的胸怀大志,不愧被后人尊称为诗圣。
以上纯属个人观点,如有不当,欢迎评论指正。(保证原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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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成吉思汗时期的国土面积到底是多少?
成吉思汗的版图可以说北至莫斯科西伯利亚地区。
南至宋朝,东到库页岛,西到黑海、里海地区。
1219年进攻花剌子模,也就是巴基斯坦地区,然后版图又增加了一块。
正当宋、金、辽、夏,为了制衡互相勾心斗角的时候。
孛儿只斤·铁木真掌管的一个弱小的蒙古部落,正在崛起。
再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,横扫了亚欧大陆。
用四十万的军队,灭亡了四十多个国家,征服七百十二多个民族。
消灭敌人总数达千万,征服人口总数达六亿。
结束了宋、金、辽、夏之间的纷争。
铁木真成了蒙古帝国的皇帝,尊号“成吉思汗”。
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当中写道,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
这里是说成吉思汗的武功韬略绝对是一等一的。
但是由于当时蒙古的背景,导致蒙古打下这么一大片土地之后。
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,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在铁木真小的时候,中原已经是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社会。
而蒙古只是氏族社会,首领是由民主推举而出。
后来开始出现奴隶,说明蒙古即将踏入奴隶制社会。
后来铁木真长大之后,有了一帮拥戴他的人。
在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畔,推举铁木真为汗王。
铁木真觉得这个汗位,坐得不踏实。因为无法管理身边的部从。
所以先在自己身边设立类似于中原的官职。
这为向王权社会迈步具备了条件。
慢慢地在铁木真的控制下,这些部下不再像是以前的松散联盟了。
开始忠于铁木真,铁木真建立的王权,开始颇有成效。
铁木真东征西讨,发现自己的部下越来越多。
按照氏族关系控制绝对不行。
铁木真于是设立了百户,千户等军政合一的有建制的机构。
这在落后的蒙古地区,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,意义重大。
在1206年,铁木真的版图东至兴安岭,西到泰山,南到阴山的广大地区。
在鄂嫩河草原,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,号成吉思汗。
这个成吉思汗的意思就是,如同海洋一般的汗。
这时成吉思汗已经建立起来具有蒙古特色的国家制度。
一般来说,一个民族慢慢发展从氏族过渡到奴隶制,再到封建制。
少则几百年,多则上千年, 蒙古却使用了几十年的功夫。
实现了二连跳,直接从氏族社会到了封建社会。
从民族、阶级上讲是一个动乱的时代,但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。
虽然蒙古帝国看上去很大,但这还是掩盖不了攻击手段的落后。
不得已采用先弱后强,先临后远,利用各国的矛盾逐个击破。
比如说南宋、西夏、金国三国,首先成吉思汗想灭金。
但是成吉思汗先不打金国,先打西夏。
因为西夏比金国弱,用战争逼迫西夏与金国断交,一块攻金。
采用出工不出力的战术,使得攻金不利。
这就达成了目标,然后以西夏不出力为由,攻打西夏。
西夏灭亡,在与金协商,采用同样办法。
先灭金后灭南宋,这几个国家的灭亡,成吉思汗是没有参与的。
因为他去世了,他的后辈就是采用成吉思汗留下来的策略。
虽然有些许瑕疵,但是还是达成了目标。
4. 各已己见是什么意思?
答:成语名称:各持己见。(题目中间两个字是错别字)
详细解释:
发音gè chí jǐ jiàn
释义
持:抓住不放。各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出处
宋·钱易《南部新书·乙》:“凡中书有军国政事,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,杂署其名,谓之五花判事。”
例句
在辩论会上,双方各持己见,毫不相让。
近义
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各执己见
反义
众口一词随声附和舍己从人一唱一和
5. 则门下当行驳正意思?
意思是:中书起草诏书有错误,门下就应立即批驳改正。
原文:
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:“国家本置中书、门下以相检察。中书诏敕或有差失,则门下当行驳正。人心所见互有不同,苟论难往来,务求至当,舍己从人亦。”
译文:
皇帝对黄门侍郎王圭说,政府原本设置中书和门下这两个部门是让它们相互监督。
中书起草诏书有错误,门下就应立即批驳改正。人的见解各有己见,固执己见就难完成工作,应该寻找最恰当的方式,去掉自己的偏见,遵从别人的看法。
6. 争执不下的意思是什么?
解释意思:对于一件事双方意见存在争执,一时不能下决论。争执:各持己见、互不相让地争论。不下:没有分出高低。
“下”的基本含义为位置在低处的,与“上”相对,如下层、下款;引申含义为等级低的,如下级、下品。
在日常使用中,“下”还表示次序或时间在后的,如下卷、下次
7. 蒙古人是怎么征服吐蕃的?
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,既此“吐蕃”非彼“吐蕃”。在西藏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,“国家名”、“地名”和“人名”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迭代关系。
就拿吐蕃来做例子,“吐蕃”名称的由来目前学界尚有争论,其中一个说法是“蕃”(藏语作“bod”)这个词意为农业,与“卓”(bro,牧业)相对,是藏地农业为主区域人民的自称。[1]
随着吐蕃王朝勃然而起,吐蕃逐渐成了其王朝占领地区的代称。因此,我们在宋代的疆域图上看到,甘肃南部、青海等地的地图上标识的是“吐蕃诸部”。
这时候的“吐蕃”实际上已经不是特指“吐蕃王朝”,而是泛指藏民族以及藏民族生活地区广大地区了。
同样的例子还有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,需要清楚一点,我们今天称为阿里的这个名字出现的极晚,一般认为其名称由来于,元代对这个地方的称呼“纳里速古鲁孙”。
在此之前,这个地方的地理名称一直都是“象雄”(汉地史料译为“羊同”)。
这个地名的由来显然是来源于象雄国家的名号,虽然现在对象雄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是部落联盟、国家联盟还是王朝有争议,但它的名称沿袭成了地名确已是定论。
与此类似,当公元1000年初页,古格王朝在阿里地区建立后,这个绵延了六百多年的王朝,也将自己的名字印在地名上。
除此之外,地名还经常作为藏族人名的前缀和尊称。比如,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,您可别闹出他姓“宗”名“喀巴”或姓“宗喀”名“巴”的笑话。
“宗喀”是一个地名,而“巴”是指“某某地的某某人”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,撰写了《阿里王统记》的高僧古格·阿旺扎巴。他是阿里地区的土著,为表尊敬和区别,在其名称前加上了“古格”的前缀。
有意思的是,在众多藏史的记载中,他名字的前缀有的记做“古格”而有的记做“象雄”。这恰好可以说明,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两个国家的名字都成地名,并可以混用。
弄清楚了“吐蕃”和“吐蕃王朝”的关系,我们就可以知道,很多人以为的“蒙古人征服了吐蕃王朝”是不对的。
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就崩溃了,这时候实际意义上的蒙古人还没有出现,根本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,这个问题存在的基础都没有。
被蒙元帝国所征服的,是吐蕃这个地方及其上面的民众,而不是早就灭亡了的“吐蕃王朝”。
说完了吐蕃概念的变迁,我们来说“征服”这个问题。一般意义上来说,“征服”的词义是“某些人用暴力的手段制服对方,使其接受、服从或顺从。”[2]
换就话说,国家之间的征服就是,一个政权灭亡了另一个政权,将其纳入自己的疆域版图,并统治其国民。
从个角度上说,蒙元帝国征服了吐蕃是没有异议,蒙古人对藏族人(或蕃人)的统治虽然时间不算太长,但几段时间加起来也有百年以上。而且,这百年的时间还是有明确而强大的实际统治,有巨大影响力的时间还不算在内。
但窃以为,“征服”还有另一个层面,既精神领域的“征服”。我们现在总说一个词叫“软实力”(Soft power),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晚,1991年哈佛大学的老师约瑟夫·奈第一次在其作品《注定领导世界: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》中,提出了这个概念。
他在书中将“软实力”定义为三个部分,“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”、“文化影响力”、“国家战略和政策有效性”。[2]
直白一点说就是,你用的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别人,并使其自愿地去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。
在现在国家关系中,用可量化的“硬实力”来胁迫别国的案例正在逐渐变少,而用“软实力”施加渗透的情况却越来越多。
如果将“软实力”的影响,也算作“征服”的话,那这种精神上的征服,几乎完全适用于藏族对蒙古族的案例。
换句话说,蒙元帝国征服了藏族的身体,而藏族征服了蒙古人的精神,这是一个双向征服的案例。
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?因为,蒙元帝国大概是世界史上大帝国中最古怪的案例。一方面,凭借快马弯弓的硬实力,蒙古人在最短时间里,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。
但另一方面,蒙元帝国的软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或者可以肯定点说就是根本没有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一条腿极强,另一条腿极弱的状况,原因在于“蒙古帝国崛起的太快。”
其在草原上固有的“强者为尊”的价值观体系,在征服身体的过程中很有帮助,但在征服头脑方面实在乏善可陈。
毕竟,征服脑袋不像砍脑袋那么简单。
另外,蒙古人的“文化影响力”至少在蒙古帝国初期几乎零,我们现在所见的蒙古族文化特征,几乎都是其后漫长岁月中,逐渐积累的产物。
最浅显的例子便是,蒙古帝国初期(成吉思汗时代)既没有文字,也没有成熟的宗教系统。第一版的蒙古文是1204年,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,一个畏兀儿人(今维吾尔族先祖)俘虏塔塔统阿创制的。
成吉思汗嘉许其忠于国家的行为,又感觉其“性聪慧,善言论,深通本国文字”[3],便让其结合畏兀字母创制了一套回鹘体蒙古文。
1269年,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又结合古藏文字母,为元世祖忽必烈编制一套新蒙古文,并在元朝统治中原期间推广,史称“蒙古新字”或“八思巴文”。[4]
另外,蒙古帝国初期,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高级宗教系统,流行在草原上的依旧是原始祭天、敬神崇拜的萨满教。
承托古代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支柱——文字和宗教都没有,蒙古帝国想要推广自己的“文化影响力”自然无从谈起。
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,蒙古帝国的征服者在征服四方的同时,也拜倒在各地被征服者的文化面前。
这导致蒙古人有的信仰东正教、有的信仰伊斯兰教、有的信仰佛教,区别仅在于,他们更接近哪个宗教的强势区域。
多达纳波的进军路线
公元1239年(藏历土猪年,南宋嘉熙三年),蒙古帝国凉州王阔端派遣手下大将多达纳波率军循唐蕃古道,取道玉树、昌都、那曲、当雄攻至前藏。
这是蒙藏两个民族间第一次交锋,但这种交锋表现出来的是,蒙古人对藏族人的单方面屠杀。
公允地说,此时的吐蕃确实不再是当年那个疆域横跨万里,辉煌豪劲令唐朝皇帝不安枕席的吐蕃王朝了。
数百年的领主割据,加之林立的教派,将吐蕃疆土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,就像一个完美精致的花瓶,碎裂后虽然每一个碎片都极尽华美,但再想重新粘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。
在屠杀了500多名僧人,损毁了几座寺院后,蒙古人的立威收到了效果,难以形成合力的西藏教派势力,不得不屈服于蒙古人的刀锋,向蒙古人献上图册和户牍表示臣服。[5]
公元1247年(南宋理宗,淳祐七年),西藏代表萨迦派的高僧萨迦·班智达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,赶赴凉州与阔端会盟,史称“凉州会盟”。
凉州会盟是蒙藏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,随后萨迦·班智达以《萨迦·班智达致蕃人书》的方式,向全吐蕃宣布了二者的从属关系。[6]
自此,广大西藏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。换句话说就是,蒙古人完成了对吐蕃的统治。随后,他们在藏区设置管理机构、划分十三万户、多次清查户口(括户)、修筑驿站、整理道路、派驻军队、直至直接派兵打击不愿臣服的教派和家族势力(“止贡林洛”和“贡嘎桑布之乱”)[7]。
以上政策和事件足以说明,蒙元帝国在吐蕃地区的统治是清晰并强有力的。
但在蒙古人征服藏族的同时,逆向的思想征服也在不断深入和推进之中。早在凉州会盟期间,萨迦·班智达敏锐的发现,蒙古人对各种宗教系统呈现一种很开放的态度,愿意接受各种宗教思想。
凉州城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,甚至基督教都有各自祈祷场所,并且各种信仰之间能够和平的相处。
出现这种情况,其实也不难理解,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很多新事物又都非常强烈的好奇心,并不想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封闭。
他们对身边出现的各种新资源、新技术都能很好的加以利用,宗教系统不过其中之一。毕竟,原来自己没有,反倒没那么抵触。
随着萨迦·班智达出手,用藏医和精神疗法治好了阔端的宿疾[8],他成了凉州的“祭天长老”,并在各种宗教系统中超越萨满教获得优先祈祷权和首座地位。[9]
而后,八思巴和忽必烈的亲密关系,让藏传佛教更上层楼。1264年(元至元元年),元朝设总制院(后改为宣政院),八思巴领总制院事,“总制院者,掌浮图氏之教(佛教),兼治吐蕃之事。”[10]
他在回藏区之前,忽必烈特意颁布了“珍珠诏书”。这份保存在萨迦寺的珍珠诏书中,不但明确了八思巴的领导权,还特意写明了藏传寺院和僧人的特殊地位,即便是元朝钦派的“金字使者”也不得冒犯。
忽必烈的珍珠诏书
而后当1270年,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。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地位由“国师”晋升为“帝师”,赐封号为“普天之下,大地之上,西天子,化身佛陀,创制文字,护持国政,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”,或称“帝师大宝法王”。[11]
受此二人关系的影响,有元一代蒙古人政权对蕃僧的优待,甚至达到了纵容的地步。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,金庸先生在射雕系列小说中对蕃僧的描写多有贬抵。
并不是金庸先生对藏传佛教有什么偏见,而是影射出了宋元时期蕃僧的嚣张地位。凭借蒙古统治者对其的尊崇,蕃僧确实做出了很多令人发指之事,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“当街殴打驸马、咆哮公堂、爆锤州官”都是小意思。
身为江南释教总摄的蕃僧杨琏真迦,遍掘南宋诸帝、后、公、侯、卿、相陵墓,“凡发冢一百有一所,戕人命四”。[12]
即便如此,民怨鼎沸的他却一直官运亨通,直到丞相桑哥倒台,他才被牵连入狱。但不久,忽必烈便“贷之死”,“给还其人口、土田”,其子杨暗普晋升为宜政院使。
必须要承认一点,蒙古人对吐蕃的征服是有预谋、有计划,是必然的,而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反向征服,则更像是个人行为,有不确定性!以当时蒙元帝国和吐蕃的硬实力对比,这种征服不过是早晚的事,即便没有阔端对西南地区的谋划,换任何一个蒙古首领,吐蕃都无力对抗蒙古帝国。因此,这种征服是一个必然性事件。
反观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精神上的征服,却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因为,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基于蒙古人宗教系统的原始,如果蒙古人已固有了一个完备的高级宗教系统,那藏传佛教能否取得成功并不一定。
所以,吐蕃的软实力征服是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计划或实施方案,更多的是凭借藏传高僧的个人魅力,在各个蒙古势力之间游刃,寻机推广自己思想,萨迦·班智达是如此、八思巴是如此、噶玛拔希(噶玛噶举派高僧,第一位转世的活佛)也是如此,唯一区别仅在于萨迦派正确选择了队伍,而噶玛噶举派选错了。
综上所述,如果您认同“核心价值观”和“文化影响力”等“软实力”的“征服”也算征服的话,那蒙藏之间的征服便是一种双向的征服。藏族人身体上被蒙古人统治,但精神和信仰系统上则正好相反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,今天蒙古族普遍藏传佛教并不是萨迦·班智达、八思巴和噶玛拔希等几位推广必然结果。
任何事物都是有反复、有波折的,尤其是将一件事情放在已百年为衡量尺度的漫长历史中。
元朝在统治中原不到百年后,草原牧区的藏传佛教迅速衰落,萨满教一度重新回归。
之后,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晤,藏传佛教才再次在蒙古王公势力扶持下复起,之后格鲁派又选择了一个蒙古族王公云丹嘉措(俺答汗曾孙)作为四世达赖更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。黄教(藏传佛教格鲁派)在蒙古地区独大与此不无原因,而在萨班、八思巴的时代,格鲁派还远远没有出现。
所以,纵观中国历史,蒙藏之间的“互相征服”,或称之为“合流”,其实发生了两次。两次的代表性事件,一个是萨班与阔端的“凉州会盟”,另一个是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“青海之晤”。
参考书目: [1]、《唐蕃关系史研究》_林冠群;
[2]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_吕叔湘、丁声树主持编撰;
[3]、《元史·塔塔统阿传》_宋濂、赵埙、王祎编著 (明);
[4][8]、《萨迦世系史》__阿旺贡噶索南 著__陈庆英、高禾福、周润年(译注)
[5]、《西藏历代的边事、边政与边吏》_张云;
[6]、《阔瑞与萨班——凉州会谈》__樊保良,水天长;
[7]、《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》_张云;
[9]、《西藏通史》__陈庆英、高淑芬;
[10]、《元史·桑哥传》_宋濂、赵埙、王祎编著 (明);
[11]、《帝师八思巴传》__ 陈庆英译;
[12]、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
[13]、《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》、《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》__ 陈高华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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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见解,从诗面而言,无可非议。可是,作为一代宗师的诗圣杜甫,写作此诗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伤感、为了感慨吗?不然,本人认为别有深刻含意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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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吉思汗的版图可以说北至莫斯科西伯利亚地区。
南至宋朝,东到库页岛,西到黑海、里海地区。
1219年进攻花剌子模,也就是巴基斯坦地区,然后版图又增加了一块。
正当宋、金、辽、夏,为了制衡互相勾心斗角的时候。
孛儿只斤·铁木真掌管的一个弱小的蒙古部落,正在崛起。
再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,横扫了亚欧大陆。
用四十万的军队,灭亡了四十多个国家,征服七百十二多个民族。
消灭敌人总数达千万,征服人口总数达六亿。
结束了宋、金、辽、夏之间的纷争。
铁木真成了蒙古帝国的皇帝,尊号“成吉思汗”。
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当中写道,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
这里是说成吉思汗的武功韬略绝对是一等一的。
但是由于当时蒙古的背景,导致蒙古打下这么一大片土地之后。
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,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在铁木真小的时候,中原已经是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社会。
而蒙古只是氏族社会,首领是由民主推举而出。
后来开始出现奴隶,说明蒙古即将踏入奴隶制社会。
后来铁木真长大之后,有了一帮拥戴他的人。
在不儿罕山前的桑沽儿河畔,推举铁木真为汗王。
铁木真觉得这个汗位,坐得不踏实。因为无法管理身边的部从。
所以先在自己身边设立类似于中原的官职。
这为向王权社会迈步具备了条件。
慢慢地在铁木真的控制下,这些部下不再像是以前的松散联盟了。
开始忠于铁木真,铁木真建立的王权,开始颇有成效。
铁木真东征西讨,发现自己的部下越来越多。
按照氏族关系控制绝对不行。
铁木真于是设立了百户,千户等军政合一的有建制的机构。
这在落后的蒙古地区,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,意义重大。
在1206年,铁木真的版图东至兴安岭,西到泰山,南到阴山的广大地区。
在鄂嫩河草原,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,号成吉思汗。
这个成吉思汗的意思就是,如同海洋一般的汗。
这时成吉思汗已经建立起来具有蒙古特色的国家制度。
一般来说,一个民族慢慢发展从氏族过渡到奴隶制,再到封建制。
少则几百年,多则上千年, 蒙古却使用了几十年的功夫。
实现了二连跳,直接从氏族社会到了封建社会。
从民族、阶级上讲是一个动乱的时代,但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。
虽然蒙古帝国看上去很大,但这还是掩盖不了攻击手段的落后。
不得已采用先弱后强,先临后远,利用各国的矛盾逐个击破。
比如说南宋、西夏、金国三国,首先成吉思汗想灭金。
但是成吉思汗先不打金国,先打西夏。
因为西夏比金国弱,用战争逼迫西夏与金国断交,一块攻金。
采用出工不出力的战术,使得攻金不利。
这就达成了目标,然后以西夏不出力为由,攻打西夏。
西夏灭亡,在与金协商,采用同样办法。
先灭金后灭南宋,这几个国家的灭亡,成吉思汗是没有参与的。
因为他去世了,他的后辈就是采用成吉思汗留下来的策略。
虽然有些许瑕疵,但是还是达成了目标。
4. 各已己见是什么意思?
答:成语名称:各持己见。(题目中间两个字是错别字)
详细解释:
发音gè chí jǐ jiàn
释义
持:抓住不放。各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出处
宋·钱易《南部新书·乙》:“凡中书有军国政事,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,杂署其名,谓之五花判事。”
例句
在辩论会上,双方各持己见,毫不相让。
近义
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各执己见
反义
众口一词随声附和舍己从人一唱一和
5. 则门下当行驳正意思?
意思是:中书起草诏书有错误,门下就应立即批驳改正。
原文:
上谓黄门侍郎王圭曰:“国家本置中书、门下以相检察。中书诏敕或有差失,则门下当行驳正。人心所见互有不同,苟论难往来,务求至当,舍己从人亦。”
译文:
皇帝对黄门侍郎王圭说,政府原本设置中书和门下这两个部门是让它们相互监督。
中书起草诏书有错误,门下就应立即批驳改正。人的见解各有己见,固执己见就难完成工作,应该寻找最恰当的方式,去掉自己的偏见,遵从别人的看法。
6. 争执不下的意思是什么?
解释意思:对于一件事双方意见存在争执,一时不能下决论。争执:各持己见、互不相让地争论。不下:没有分出高低。
“下”的基本含义为位置在低处的,与“上”相对,如下层、下款;引申含义为等级低的,如下级、下品。
在日常使用中,“下”还表示次序或时间在后的,如下卷、下次
7. 蒙古人是怎么征服吐蕃的?
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,既此“吐蕃”非彼“吐蕃”。在西藏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,“国家名”、“地名”和“人名”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迭代关系。
就拿吐蕃来做例子,“吐蕃”名称的由来目前学界尚有争论,其中一个说法是“蕃”(藏语作“bod”)这个词意为农业,与“卓”(bro,牧业)相对,是藏地农业为主区域人民的自称。[1]
随着吐蕃王朝勃然而起,吐蕃逐渐成了其王朝占领地区的代称。因此,我们在宋代的疆域图上看到,甘肃南部、青海等地的地图上标识的是“吐蕃诸部”。
这时候的“吐蕃”实际上已经不是特指“吐蕃王朝”,而是泛指藏民族以及藏民族生活地区广大地区了。
同样的例子还有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,需要清楚一点,我们今天称为阿里的这个名字出现的极晚,一般认为其名称由来于,元代对这个地方的称呼“纳里速古鲁孙”。
在此之前,这个地方的地理名称一直都是“象雄”(汉地史料译为“羊同”)。
这个地名的由来显然是来源于象雄国家的名号,虽然现在对象雄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是部落联盟、国家联盟还是王朝有争议,但它的名称沿袭成了地名确已是定论。
与此类似,当公元1000年初页,古格王朝在阿里地区建立后,这个绵延了六百多年的王朝,也将自己的名字印在地名上。
除此之外,地名还经常作为藏族人名的前缀和尊称。比如,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,您可别闹出他姓“宗”名“喀巴”或姓“宗喀”名“巴”的笑话。
“宗喀”是一个地名,而“巴”是指“某某地的某某人”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,撰写了《阿里王统记》的高僧古格·阿旺扎巴。他是阿里地区的土著,为表尊敬和区别,在其名称前加上了“古格”的前缀。
有意思的是,在众多藏史的记载中,他名字的前缀有的记做“古格”而有的记做“象雄”。这恰好可以说明,“象雄”和“古格”两个国家的名字都成地名,并可以混用。
弄清楚了“吐蕃”和“吐蕃王朝”的关系,我们就可以知道,很多人以为的“蒙古人征服了吐蕃王朝”是不对的。
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就崩溃了,这时候实际意义上的蒙古人还没有出现,根本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,这个问题存在的基础都没有。
被蒙元帝国所征服的,是吐蕃这个地方及其上面的民众,而不是早就灭亡了的“吐蕃王朝”。
说完了吐蕃概念的变迁,我们来说“征服”这个问题。一般意义上来说,“征服”的词义是“某些人用暴力的手段制服对方,使其接受、服从或顺从。”[2]
换就话说,国家之间的征服就是,一个政权灭亡了另一个政权,将其纳入自己的疆域版图,并统治其国民。
从个角度上说,蒙元帝国征服了吐蕃是没有异议,蒙古人对藏族人(或蕃人)的统治虽然时间不算太长,但几段时间加起来也有百年以上。而且,这百年的时间还是有明确而强大的实际统治,有巨大影响力的时间还不算在内。
但窃以为,“征服”还有另一个层面,既精神领域的“征服”。我们现在总说一个词叫“软实力”(Soft power),这个概念出现的很晚,1991年哈佛大学的老师约瑟夫·奈第一次在其作品《注定领导世界: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》中,提出了这个概念。
他在书中将“软实力”定义为三个部分,“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”、“文化影响力”、“国家战略和政策有效性”。[2]
直白一点说就是,你用的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别人,并使其自愿地去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。
在现在国家关系中,用可量化的“硬实力”来胁迫别国的案例正在逐渐变少,而用“软实力”施加渗透的情况却越来越多。
如果将“软实力”的影响,也算作“征服”的话,那这种精神上的征服,几乎完全适用于藏族对蒙古族的案例。
换句话说,蒙元帝国征服了藏族的身体,而藏族征服了蒙古人的精神,这是一个双向征服的案例。
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?因为,蒙元帝国大概是世界史上大帝国中最古怪的案例。一方面,凭借快马弯弓的硬实力,蒙古人在最短时间里,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。
但另一方面,蒙元帝国的软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或者可以肯定点说就是根本没有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一条腿极强,另一条腿极弱的状况,原因在于“蒙古帝国崛起的太快。”
其在草原上固有的“强者为尊”的价值观体系,在征服身体的过程中很有帮助,但在征服头脑方面实在乏善可陈。
毕竟,征服脑袋不像砍脑袋那么简单。
另外,蒙古人的“文化影响力”至少在蒙古帝国初期几乎零,我们现在所见的蒙古族文化特征,几乎都是其后漫长岁月中,逐渐积累的产物。
最浅显的例子便是,蒙古帝国初期(成吉思汗时代)既没有文字,也没有成熟的宗教系统。第一版的蒙古文是1204年,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,一个畏兀儿人(今维吾尔族先祖)俘虏塔塔统阿创制的。
成吉思汗嘉许其忠于国家的行为,又感觉其“性聪慧,善言论,深通本国文字”[3],便让其结合畏兀字母创制了一套回鹘体蒙古文。
1269年,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又结合古藏文字母,为元世祖忽必烈编制一套新蒙古文,并在元朝统治中原期间推广,史称“蒙古新字”或“八思巴文”。[4]
另外,蒙古帝国初期,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高级宗教系统,流行在草原上的依旧是原始祭天、敬神崇拜的萨满教。
承托古代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支柱——文字和宗教都没有,蒙古帝国想要推广自己的“文化影响力”自然无从谈起。
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,蒙古帝国的征服者在征服四方的同时,也拜倒在各地被征服者的文化面前。
这导致蒙古人有的信仰东正教、有的信仰伊斯兰教、有的信仰佛教,区别仅在于,他们更接近哪个宗教的强势区域。
多达纳波的进军路线
公元1239年(藏历土猪年,南宋嘉熙三年),蒙古帝国凉州王阔端派遣手下大将多达纳波率军循唐蕃古道,取道玉树、昌都、那曲、当雄攻至前藏。
这是蒙藏两个民族间第一次交锋,但这种交锋表现出来的是,蒙古人对藏族人的单方面屠杀。
公允地说,此时的吐蕃确实不再是当年那个疆域横跨万里,辉煌豪劲令唐朝皇帝不安枕席的吐蕃王朝了。
数百年的领主割据,加之林立的教派,将吐蕃疆土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,就像一个完美精致的花瓶,碎裂后虽然每一个碎片都极尽华美,但再想重新粘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。
在屠杀了500多名僧人,损毁了几座寺院后,蒙古人的立威收到了效果,难以形成合力的西藏教派势力,不得不屈服于蒙古人的刀锋,向蒙古人献上图册和户牍表示臣服。[5]
公元1247年(南宋理宗,淳祐七年),西藏代表萨迦派的高僧萨迦·班智达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,赶赴凉州与阔端会盟,史称“凉州会盟”。
凉州会盟是蒙藏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,随后萨迦·班智达以《萨迦·班智达致蕃人书》的方式,向全吐蕃宣布了二者的从属关系。[6]
自此,广大西藏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。换句话说就是,蒙古人完成了对吐蕃的统治。随后,他们在藏区设置管理机构、划分十三万户、多次清查户口(括户)、修筑驿站、整理道路、派驻军队、直至直接派兵打击不愿臣服的教派和家族势力(“止贡林洛”和“贡嘎桑布之乱”)[7]。
以上政策和事件足以说明,蒙元帝国在吐蕃地区的统治是清晰并强有力的。
但在蒙古人征服藏族的同时,逆向的思想征服也在不断深入和推进之中。早在凉州会盟期间,萨迦·班智达敏锐的发现,蒙古人对各种宗教系统呈现一种很开放的态度,愿意接受各种宗教思想。
凉州城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,甚至基督教都有各自祈祷场所,并且各种信仰之间能够和平的相处。
出现这种情况,其实也不难理解,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很多新事物又都非常强烈的好奇心,并不想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封闭。
他们对身边出现的各种新资源、新技术都能很好的加以利用,宗教系统不过其中之一。毕竟,原来自己没有,反倒没那么抵触。
随着萨迦·班智达出手,用藏医和精神疗法治好了阔端的宿疾[8],他成了凉州的“祭天长老”,并在各种宗教系统中超越萨满教获得优先祈祷权和首座地位。[9]
而后,八思巴和忽必烈的亲密关系,让藏传佛教更上层楼。1264年(元至元元年),元朝设总制院(后改为宣政院),八思巴领总制院事,“总制院者,掌浮图氏之教(佛教),兼治吐蕃之事。”[10]
他在回藏区之前,忽必烈特意颁布了“珍珠诏书”。这份保存在萨迦寺的珍珠诏书中,不但明确了八思巴的领导权,还特意写明了藏传寺院和僧人的特殊地位,即便是元朝钦派的“金字使者”也不得冒犯。
忽必烈的珍珠诏书
而后当1270年,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。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地位由“国师”晋升为“帝师”,赐封号为“普天之下,大地之上,西天子,化身佛陀,创制文字,护持国政,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”,或称“帝师大宝法王”。[11]
受此二人关系的影响,有元一代蒙古人政权对蕃僧的优待,甚至达到了纵容的地步。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,金庸先生在射雕系列小说中对蕃僧的描写多有贬抵。
并不是金庸先生对藏传佛教有什么偏见,而是影射出了宋元时期蕃僧的嚣张地位。凭借蒙古统治者对其的尊崇,蕃僧确实做出了很多令人发指之事,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“当街殴打驸马、咆哮公堂、爆锤州官”都是小意思。
身为江南释教总摄的蕃僧杨琏真迦,遍掘南宋诸帝、后、公、侯、卿、相陵墓,“凡发冢一百有一所,戕人命四”。[12]
即便如此,民怨鼎沸的他却一直官运亨通,直到丞相桑哥倒台,他才被牵连入狱。但不久,忽必烈便“贷之死”,“给还其人口、土田”,其子杨暗普晋升为宜政院使。
必须要承认一点,蒙古人对吐蕃的征服是有预谋、有计划,是必然的,而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反向征服,则更像是个人行为,有不确定性!以当时蒙元帝国和吐蕃的硬实力对比,这种征服不过是早晚的事,即便没有阔端对西南地区的谋划,换任何一个蒙古首领,吐蕃都无力对抗蒙古帝国。因此,这种征服是一个必然性事件。
反观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精神上的征服,却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因为,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基于蒙古人宗教系统的原始,如果蒙古人已固有了一个完备的高级宗教系统,那藏传佛教能否取得成功并不一定。
所以,吐蕃的软实力征服是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计划或实施方案,更多的是凭借藏传高僧的个人魅力,在各个蒙古势力之间游刃,寻机推广自己思想,萨迦·班智达是如此、八思巴是如此、噶玛拔希(噶玛噶举派高僧,第一位转世的活佛)也是如此,唯一区别仅在于萨迦派正确选择了队伍,而噶玛噶举派选错了。
综上所述,如果您认同“核心价值观”和“文化影响力”等“软实力”的“征服”也算征服的话,那蒙藏之间的征服便是一种双向的征服。藏族人身体上被蒙古人统治,但精神和信仰系统上则正好相反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,今天蒙古族普遍藏传佛教并不是萨迦·班智达、八思巴和噶玛拔希等几位推广必然结果。
任何事物都是有反复、有波折的,尤其是将一件事情放在已百年为衡量尺度的漫长历史中。
元朝在统治中原不到百年后,草原牧区的藏传佛教迅速衰落,萨满教一度重新回归。
之后,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晤,藏传佛教才再次在蒙古王公势力扶持下复起,之后格鲁派又选择了一个蒙古族王公云丹嘉措(俺答汗曾孙)作为四世达赖更加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。黄教(藏传佛教格鲁派)在蒙古地区独大与此不无原因,而在萨班、八思巴的时代,格鲁派还远远没有出现。
所以,纵观中国历史,蒙藏之间的“互相征服”,或称之为“合流”,其实发生了两次。两次的代表性事件,一个是萨班与阔端的“凉州会盟”,另一个是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“青海之晤”。
参考书目:[1]、《唐蕃关系史研究》_林冠群;
[2]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_吕叔湘、丁声树主持编撰;
[3]、《元史·塔塔统阿传》_宋濂、赵埙、王祎编著 (明);
[4][8]、《萨迦世系史》__阿旺贡噶索南 著__陈庆英、高禾福、周润年(译注)
[5]、《西藏历代的边事、边政与边吏》_张云;
[6]、《阔瑞与萨班——凉州会谈》__樊保良,水天长;
[7]、《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》_张云;
[9]、《西藏通史》__陈庆英、高淑芬;
[10]、《元史·桑哥传》_宋濂、赵埙、王祎编著 (明);
[11]、《帝师八思巴传》__ 陈庆英译;
[12]、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
[13]、《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》、《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》__ 陈高华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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